2018年辽宁传戒吗？
1973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日，我十岁的生日刚过，便被父母送往离乡背井，远在他乡的佛门寺院里参加传戒学经。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汉族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传戒活动之一。 当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全国很多佛教活动场所都被关闭了。我随同父母从家乡来到北京，本来准备到北京的寺庙里去学佛，但到了北京后才知道，当时的佛教协会已经迁往了天津。后来我们就直接去了天津的楞严禅寺。
刚到天津时，我们住在天津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民房里，随后我父亲就到不远处的斜街去联系道场，在那里搭建了一个大帐篷做为临时斋堂。我当时年纪小，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缘起，只记得那座寺庙非常古老，殿堂也非常宽敞，但却非常破旧。
当时在楞严寺里住着的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学者和翻译人员，他们主要是来研究楞严经的。我虽然年纪小，但在那段时间内，每天还是要在早课之后，担任为他们讲解经文的翻译工作。
那次传戒法会有很多的居士报名参加，但为了便于管理，仅仅允许一部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女士进入戒坛学习。我的母亲因为年龄超过标准，没能进入到戒坛里面，只能和其他的居士们在寺庙的另一个地方听经。
由于我当时年纪小，既不懂得什么是犯戒，也不知道戒律的重要。所以就在那间简易的斋堂里吃饭、读书。虽然环境非常艰苦，但我却觉得自在快乐。
后来在我长大后，读了很多关于戒律的典籍，才了解当年在楞严寺时的那些看似规规矩矩的言行，其实正是持戒的表现——吃饭时不能说话，睡觉时不准裸体和仰卧……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无论任何时刻，只要我提起佛经或佛像，都要恭敬顶礼。这使我对佛法始终保有一种敬畏之心。
在天津的那段时期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记忆。尽管现在那里已经被高楼大厦代替，但那里的人们对佛教事业的护持，永远让我感动。